随后政府过于突出农产品的宏观控制功能，由于计划经济
时代的权力收缩不到位，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又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农民利益，自主经营权的完整性受到影响，不利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立，也影响了家庭承包经营的效果。为此中央决定取消统购统销制度，放开农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同时以保护价的方式对农业这一弱势产业予以保护，这是第二次对农民放权。但是
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对农民自主经营干预过多，脱离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强行搞“油菜工程”、“种子工程”政绩工程等，干些劳民伤财的事，更普遍的是随意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物，农民不堪重负。这说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还有待理顺，政府的权力和农民的权益还有待进一步界定清楚。
我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一改革准则反映在农村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中，仍然是农民对与保护合法权益相适应的制度需求快于中央（权力集团）的制度供给。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农民意愿的尊重和对事实的尊重的基础上，以广大农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作为办一切事情的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制度需求决定了制度供给；另一方面表明任何一个制度在更替前，总有一个惯性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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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制度变迁轨迹的总体分析，可以知道农村制度变迁总的方向是：以农村土地产权以及农村收入分配等制度创新为核心，正确定位农村市场、农村经济组织和政府间的关系，进而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规则，规范政府行为，给予农民应有的权利，使农民的权益和义务较好统一。
时至今日，农村税费问题又把对农村制度变迁的要求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具体实施，农村改革必将从经济体制逐步导向政治性（或全面性）制度创新的层面。
二、农村税费根本问题分析
减轻农民负担，理顺农村收入分配关系，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直接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并确保今后问题不反弹，必须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多管齐下，表里兼治，进行多边制度创新。唯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税费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税费问题的制度性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方面：我国乡镇政府是在取消人民公社后设立的，处于我国整体行政结构的最底层。国家政权确立后为了政权维护，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的权力先天保障性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强制力过大，源自人民的权力链处于某种脱节状态。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这种权力秉赋的影响也很大，而且权力约束方向多是来自于上一级政府，农民群众对乡镇政府的权力约束则较弱，乡镇政府行政权（这一本属于组织代理性的权力）仍处于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主宰地位，使得权力制衡关系本末倒置。而权力最本质特征是利益性和代表性，是因为社会需要明确界定产权关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产权又无法严格界定清晰，使得部分经济资源流入公共领域而形成了各种组织内利益合约关系，最终表现为组织内控制与被控制服从与被服从的权力关系。由于乡镇行政运转中政府与农民间权责利的不对称，乡镇行政体制中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就表现得很突出，乡镇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问题也表现得很突出，乡镇政府成为一些闲人无功受禄甚至利用权力之便大掘社会财富的方便之地。政府职能的越位和一些不轨行为使得农民负担不断加重，职能缺位又使农民难以直接感受到政府为农民提供了那些公共产品，农民对这些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唯有通过权力约束才能得到保障，农民的纳税意识也才能真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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