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后传统（post-traditional）企业[1]的公司治理问题，在中国的决策部门和学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重点，已经从政府直接发号施令，转向政府根据市场信号进行宏观调控。同样地，在微观层面，改革的重心已经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企业运营，转向在企业内部建立机构，并通过它们的互动和制衡，力求达到预期效果。在这种情形下，（举例而言）为使企业运作更富有效率，国家已不再直接下令，要求企业的厂长、经理必须实现一定的利润，而是将选任经理的权力下放给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手中，以求实现这一目的。
    
    然而，董事会的运作本身，也存在许多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由于股权高度分散或其他种种原因，董事会可能为经理所控制，以致于不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控。[2]这使得经理层能够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实施浪费和欺诈行为。当国家本身就是一重要股东时，这种情形当然会引起直接关注。即使国家不是重要股东，这种情形也会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因为它不但影响了个人（及机构）投资者利益，而且，对公司的不当管理（mismanagement）和对资产的侵蚀（asset-stripping），也将影响投资热情，进而在总体上增大融资的成本，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免费论文本文来自http://wwww.coollw.com
    
    第二，控股股东可能会通过关联交易、操纵价格等种种手法，剥削小股东。[3]而此时，董事会受控于这些大股东，经理层则对董事会言听计从。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投资热情将再次受挫，国民经济的筹资成本又将大为提升。[4]总之，股权的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引起决策者的强烈关注。
    
    然而，要使股东免受管理层侵害、小股东免受大股东侵害，这一问题却并不简单。我们应当允许经理决策存在一定的决策空间，甚至是犯些错误的空间，因为决策正是经理的职责。而且，对小股东的保护也不能走得太远，因为他们可能运用这种权利，阻遏大股东采取合理正当的举措，来满足一己之私。对小股东的无限保护，等于抹杀了大小股东利益份额的区别，并使公司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由负有保护小股东利益之责的机构（例如，法院），来做出一切公司决策，而事实上，这种决策充其量只能是“次优选择”，远不如由公司自主决策来得明智。
    
    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事实，上述情形将更为复杂：虽然国家作为小股东，在防止大股东剥削小股东方面，确实有利可图，但作为大股东的时候，可能会自己进行这种剥削。[5]其实，在特定的企业或部门保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进而形成国家的控制，有着营利之外的考虑——例如，保证充分就业。保持国有股居于控制地位的理由，并不在于简单地为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因为人们并不能事先预知，保持国家在特定企业的持股或者将股份出售，是否能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事实上，据调查，国有股不居于控制地位的公司比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效果好。[6]这样，只要国家政策要求国有股东在多元持股的企业中扮演积极角色，那么有效保护小股东就将意味着，要么束缚了国有股东去完成某些事项的能力，而这些事项正是其控股的目的所在（如上述所称的“保证就业”），要么建立另外一个专门适用于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律体制。（这种法律体制，是指不保护小股东权利的体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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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背景下，最近凸显出来的、被冀望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的独立董事制度，被导入了公司治理的视角。正如许多“泊来品”的法律制度（legal borrowings），不同的人认为独立董事制度能够解决不同的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有些或许与引入“独立董事”这个概念的初衷有所关联，而另有些则毫不相关。下文将检讨在中国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动机，特别是最近由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一系列规则。文章将通过分析中国对独立董事制度的预期，来理解和审视近年来在公司治理方面一些更为宽泛的议题。文章最后认为，独立董事制度，至少从目前的规定（主要指证监会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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