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根据我国国情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趋势，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充分体现税收的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个人所得税法应在纳税主体、征税项目、税率的确定方面加以修改。而在公平方面，应实行有差别的生计扣除、家庭扣除和社会扣除，按纯所得的大小量能课征，对投机性资本所得、偶然所得，应适用比工薪所得更高的累进税率，此外要引入公平交易原则，防止关联交易损害税收公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正在修订之中，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关注。毕竟，这部税法的修订会牵动千家万户的利益，并将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此，笔者结合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潮流，就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应关注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石
　　效率和公平是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一部税法的制定和实施都应当遵循效率和公平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对税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税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就个人所得税法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效率和公平并举。但是，无数理论家已证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是顾此失彼、此长彼消的矛盾体，因而任何税种中的效率和公平都不可能达到均等，而只能是根据税种的功能和开征的意图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从我国国情看，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国家征税有二个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行社会宏观调控。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加，聚财功能日益显现，但由于现阶段大部分人的收入仍处于中低水平，因而个人所得税的“聚财”功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从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总量中只占较小比重及个人所得税只是我国税制中的辅助税种可反映出来)。而伴随“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打破，收入档次的拉开，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凭借勤劳和才智获得的所得远远不及那些非勤劳所得，不仅挫伤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不稳定。故现阶段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课税范围、纳税人、税基、税率、减免等方面的设计直接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以此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收入的宏观调控。
　　但是，缩小贫富差距，并非重回“平均主义”的老路。邓小平同志早就指明：“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级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级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有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并不是要让富人向穷人看齐，而是首先要允许和鼓励人们致富，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向国家纳税来帮助穷人致富。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即使收入分配再公平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有先建立鼓励人们致富的激励机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个人所得税法应当以维护和促进一部分人先富为根本宗旨，在此基础上适当缩小贫富差距。 (本免费论文文来自http://wwww.coollw.com)
　　再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主要的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讲求效率。如果个人所得税法不以效率为重而只是一味简单地执行收入多者多纳税，收入少者少纳税，没有收入者不纳税的教条，那么人们税后收益愈趋于平等，愈可能产生罚勤奖懒的负面效应，导致努力工作的勤勉者在劳动与闲暇之间作出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选择，最终妨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并使公平失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因此，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必须注重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中，效率是我们关注的主要方面。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要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当以能够刺激纳税人对效率的追求为前提，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让勤奋努力者因其工作或经营具有较高的效率而取得较多的收益。在此基础上，以税收分配后的状况能够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接受或容忍作为衡量个人所得税法公平的标准。
　　就世界各国所得税制变革的潮流看，许多国家在税收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上，也已由标榜公平转向突出效率。这一国际性趋势无疑也给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提供了具体方向，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效率
　　个人所得税法的效率包括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行政效率表现为个人所得税法在制定时就要考虑今后征管便利和征税费用、管理费用最小化问题，使纳税人所缴税款与国家实际税收收入的差额降到最低限度。经济效率要求个人所得税法的制定必须适合市场机制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调节作用，避免对纳税人的工作、收入、消费、储蓄、投资产生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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